《南方日报》特派缅甸记者 周煦钊 / 2013年1月18日报道

“仁安羌大捷纪念碑塔建成亦碑亦塔。碑者，意在彰显中国军人抒忠赴难，浴血锋镝，攻歼奏捷，扬庥异域。塔者，意在告慰先烈在天之灵，让忠魂长眠安息 ……”

2013年1月13日正午，中国抗日远征军113团团长刘放吾之子刘伟民站在仁安羌大捷纪念碑前诵念祭辞。

塔碑坐南朝北，面对的正是故乡的方向。这一刻，距离113团取得仁安羌之役的胜利已逾70年，虽然迟来，但终归还是来了，为此辛劳了近500个日夜的建设者们，嘴角亦泛起了笑容。“英灵可以归家了。”

让英灵知道家的方向

1942年，远征军113团在仁安羌成功撕开日军第33师团包围圈，解救出7500余条生命。

2012年9月13日，缅甸时间上午8时。马圭省仁安羌县平墙河南岸的一座土山上，中国远征军网主编舒宏舰捧着一盒乡土，恭敬地放入仁安羌大捷纪念碑的地基中央。乡土取自中国重庆云岫楼，封于一个名片盒大小的铁盒中。铁盒之上，舒宏舰摆了一枚军用指北针。“让英灵知道家的方向。”

9位当地的僧人唱诵起佛经。工人们开始围绕着乡土与指北针用七彩砖搭砌柱子。十几个当地人在土山的坡上跪拜祈祷。

仁安羌大捷纪念碑为纪念中国抗日远征军在此取得的战斗胜利而建。1942年4月17日至19日，远征军113团在仁安羌成功撕开日军第33师团包围圈，解救出7500余条生命，其中包括：英缅第一师主力、英军官兵家眷及英美传教士、记者。在地基中央砌彩砖柱是缅甸人修建佛塔的习俗。纪念碑1.5米深的地基坑内，砖柱砌起80厘米高，截面60厘米见方。“融合了三方面的意义。”中国远征军网编辑罗亮说，乡土是中国人的传统，砖柱是缅甸人的风俗，而军用指北针则是军人的象征。

纪念碑所在土山，正是当年战况最激烈的地方—501高地。高地上北眺，面前一马平川，不远处就是东西走向的平墙河。团长刘放吾之子刘伟民在其《刘放吾将军与缅甸仁安羌大捷》一书中记述：“整个解围作战中最为勇猛的第1营伤亡最大，战斗结束后，营长杨振汉曾一个人在硝烟尚未散尽的滨河（注：即平墙河）边热泪长流，眼看着这些朝夕相处的弟兄战死在异国他乡，情难自禁。”

仁安羌一战，113团202人壮烈牺牲，而在仁安羌建纪念碑，就成了刘放吾多年的心愿。“他在世的时候常说，当年带出去的子弟兵，许多却永远再无法把他们带回来。”刘伟民说：“先父每提及此，都会感慨而唏嘘。”

纪念碑改为佛塔

计划最终实施，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尊从了缅甸的习俗并得到当地宗教界人士的支持。

在仁碑修建之前，中国国内曾有不少远征军后代、志愿者尝试在缅甸修建类似建筑纪念抗日远征军的阵亡将士和战绩，但均未成功。舒宏舰认为，他们的计划最终得以实施，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尊从了缅甸的习俗并得到当地宗教界人士的支持。

纪念碑最终的形制是一座佛塔。“样式属于‘金刚宝座塔’。”纪念碑设计师王凯说。塔身分七层，借意佛语“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基座连同顶端的佛伞在内，整个建筑总高达45英尺。不过，与缅甸当地佛塔略有不同的是，仁碑并没有设计镂空的空间以供奉佛像，而是在佛塔的形式上，结合了中国式石碑的功能—塔身所坐为1人多高的四方基座，基座四面镶嵌白色大理石，以镌刻碑名、祭文、战史、参战将士名录。

“这是中国人在海外为远征军建的第一座碑。”舒宏舰说，建成佛塔的形式并非最初的设想，一开始，他们的设想是建造中国式的石碑，却与之前很多尝试者一样，申请没能获得缅甸政府的批准。在纪念碑动工前，来自中国的志愿者们曾先后两次向缅甸有关方面递交申请。第一次申请在2011年11月递交，等待了半年的时间，没有得到回复。最终，这个为中国远征军修建纪念碑的计划得到了缅甸佛教界一位“赛亚多”的支持。“赛亚多”即长老之意。给予中国志愿者们支持的长老名叫乌德斯迪亚，在缅甸颇有威望。“长老认为远征军是为了救人而死，这本身就是一件功德。”罗亮说。

对僧人而言，修建佛塔也是一件功德。在中国志愿者们的设想中，纪念碑样式从石碑改为了佛塔。2012年3月，在仁安羌修建中国抗日远征军纪念碑的申请被再次递交，当年8月份获得缅甸政府的批准。

一块碑石要30个人抬

仁安羌之战结束后，寂寞了70年的501高地又热闹了起来。

仁安羌大捷纪念碑的建设终于开工，但更多的问题也接踵而来。有施工图纸，但请自当地的工人基本看不懂。没有大型机械，所有的工序，包括安装碑石都是靠人力。甚至督建者本身就是个门外汉，罗亮第一次当包工头。在国内，他本职是文化公司的策划。

从2012年9月13日奠基到2013年1月8日完成最后一道安装佛伞的工序，仁安羌大捷纪念碑工程耗时4个月，负责现场督工的罗亮形容“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所幸的是，当地工人们对佛塔建设的过程了然于心，离开图纸，仅凭经验也能完成工作。

“工程最艰难的部分就是安装碑石。”负责统筹整个项目运作的舒宏舰说。基座4面的碑面均由3块白色大理石拼成，每块的重量在1.5吨左右，12块碑石总重量超过20吨。碑石运至501高地下，汽车就再也上不去了。从卸车的位置到坡顶约有30米的距离，坡陡最大处有六七十度，这段距离完全是靠力工搬上去，一块碑石需要30个人抬。安装碑石在2012年12月进行。“仅12块碑石安装就用去20天。”罗亮说。

力工来自仁安羌附近的其他工地，是乌德斯迪亚长老的弟子出面请来的。每天正常工作下班后，力工们由工头带到纪念碑建造工地。不过，他们工作时间并不宽裕，下班后干到天黑，大约也就是两个小时。这些力工让罗亮很感动，因为他们都拒绝接受工钱。“他们说是功德，来的时候就没想过要钱。”罗亮说。最终，工钱还是正常支付，但力工们将一半的钱捐给了其他佛塔工程。

还有一件事情让舒宏舰和罗亮感动。从佛塔开工之日起，就不断地有人到现场拜祭、参观，包括缅甸的华人华侨，当地和附近的民众，甚至英国人也来了。

知道消息的人越来越多，前来献花、拜祭的人也越来越多。仁安羌之战结束后，寂寞了70年的501高地又热闹了起来。

奔忙近500个日夜

阳光照耀之下，通体金色的仁安羌大捷纪念碑闪着辉煌的光芒。

自2011年9月与刘伟民共同敲定修建仁安羌大捷纪念碑计划开始到最终完成建造，中国远征军网的志愿者们为了这件事奔忙了近500个日夜，时间跨越3个年份。2013年1月8日，终于迎来最后一道工序。

当日上午8时45分，僧人们站在建造完毕的佛塔主体前开始念经。这也是建造佛塔过程中的第三次法事—第一次奠基，第二次招魂，第三次迎灵。

在僧人的诵经声中，攀在脚手架上的工人开始安装佛伞。此时，501高地的坡上，大约3000人挤得满满当当，当地的信众更是虔诚地膝跪黄土。“很多华人华侨也从仰光、曼德勒等地赶来。”罗亮回忆。

阿甲就在这些人群之中，面对基座有45英尺见方的宏大佛塔，觉得很自豪。阿甲是缅甸华侨的第三代，家在仁安羌以北的曼德勒。

罗亮说，当地人中也有华人，他们对建塔感到很兴奋。“觉得家里常有人来看看，有一种力量感，觉得背后有靠山。”

当日10时45分，安装工序完毕。阳光照耀之下，通体金色的仁安羌大捷纪念碑闪着辉煌的光芒；和风吹过，佛伞上的金属吊片发出叮铃叮铃的响声。

太阳移动，佛伞的尖影逐渐指向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