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记者谭璐报道  2013年1月22日

大陆港台在缅甸合力筑碑纪念仁安羌大捷70年———“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墓地和墓碑大多被铲平；而英国在仰光建立的国家公墓气势恢宏；即便战败国日本也在曾经作战的地方修建了大量的慰灵纪念碑，甚至在曼德勒的山头上为他们的军马也建立了墓碑。

我们的父辈为国家为民族牺牲生命，客死他乡，七十年来却落得魂归无处。身为远征军的后人，我们心中能无感慨？

很多人（老兵）最初也是不敢讲、不愿讲，“受过多年磨难之后，他们很难相信：观念已经变了。”

两岸应探讨如何共享抗战史料研究，让抗战历史尽速回归一致的客观事实。”

缅甸中部，仁安羌。

站在旱季里断流的平墙河畔南望，从远处就能看到，一片丘陵地带中最显眼的小高地上，一座新修建的缅式佛塔在太阳的照耀下金光熠熠。这是为了纪念70年前中国远征军的仁安羌大捷而修建的纪念碑。

滇缅抗战史专家戈叔亚二十多年间足迹遍及缅甸、印度几乎所有中国远征军涉及的战场，据他的田野考察，这是在缅甸华侨自发修复同古战役纪念碑以后，大陆和港台的人士在缅甸修建的第一座远征军纪念碑。

此次选取修建纪念碑所在的这个高地，正是著名的501高地，当年战斗最为激烈，伤亡也最惨重的地方。

1月13日举行的仁安羌大捷纪念碑落成仪式上，仁安羌战役指挥官刘放吾将军之子刘伟民向前来参加典礼的各方宾朋介绍最特别的一位嘉宾——当年参加仁安羌战役的远征军113团老兵、现年94岁的李玉昆老人。两人的脸上都现出激动的神情，一路上神态平和的李玉昆老先生眼角有泪光闪烁，嘴角也不停地嗫嚅着，最终竟是无语凝咽。站在纪念碑脚下，两人皆未发一言，只是紧紧地握手再握手。此时此刻，他们胸中的波澜定是难以言传吧？

1942年4月，中国远征军第66军新38师第113团以不足一团的劣势兵力，在仁安羌激战4天3夜，痛歼日军第33师团主力700余人，113团202位兵员阵亡，解救出被围的英军第1师官兵及英美新闻记者、传教士和英军眷属等7500多人。这次战役是盟军在第一次缅战中唯一的大胜仗，史称“仁安羌大捷”。当时英军有12辆战车约一个连，火炮2至3门约一个队，都交由113团刘放吾团长指挥，协同作战。在中国近代史上，这也是第一次。

仁安羌大捷纪念碑高15米，采取碑塔合一的形制，基座为白色纪念碑，正北“仁安羌大捷纪念碑”主碑名由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题写，东、南、西三面，分别记载了仁安羌大捷战史、刘放吾将军后人撰写的祭文，以及历年各界的褒扬和获救英军士兵的谢辞。上部则建成金色的缅式佛塔，共七级，取佛家七级浮屠之意。据纪念碑设计师王凯介绍，如此设计是为了依循缅甸当地习俗。

他在世的时候常说，当年带出去的子弟兵，许多却永远再无法把他们带回来。

纪念碑筹建人刘伟民先生说，在此修建纪念碑是为了完成他的父亲生前多年的一个心愿，“他在世的时候常说，当年带出去的子弟兵，许多却永远再无法把他们带回来。这些年轻的生命为国家为民族战死沙场，甚至尸骨无存。先父每次和我们儿女提及此，都会感慨唏嘘，我们可以感受到他老人家的那份心酸和悲凉。”

刘伟民说，近年来很多关注远征军历史的年轻朋友到旧日战场考察发现，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墓地和墓碑大多被铲平，以至于远征军鲜血凝成的功勋遗迹也在被一一抹去；而英国在仰光建立的国家公墓气势恢宏，在缅甸阵亡的将士，有名者，无名者，都在那里得到了祭奠。即便战败国日本，也在战后通过各种途径在全缅甸日军曾经作战的地方，修建了大量的慰灵纪念碑，甚至在曼德勒的山头上，为他们的军马也建立了墓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在滇缅战场投入的部队高达50万-60万人。而在缅甸牺牲的中国军人的精确人数却很难查到。但当时中国人根本没有条件为牺牲者修建墓地。

“缅甸战役结束后，远征军在缅北沿着史迪威公路修建了许多墓地和纪念碑。据我所知，收复失地后，中国人至少在第200师作战最为激烈的同古修建了纪念碑。但是后来都被破坏了。”戈叔亚曾在华侨带领下在密支那探访过被捣毁的第50师、第30师的墓地旧址，在八莫顺着“孙立人路”寻找新38师墓地的旧址……“许多中国学者和缅甸华侨都认为，在缅甸全境，所有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公墓和纪念碑都遭到了彻底捣毁，无一幸免。但是，我在果敢却看到了一尊没有遭到破坏的远征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在印度也看到了三处中国驻印军的墓地。2000年以前，缅甸华侨杨伯方等人在同古修复了一个纪念碑。2011年，云南人把19具远征军遗骨接回祖国安葬。”

“我们的父辈为国家为民族牺牲生命，客死他乡，七十年来却落得魂归无处。身为远征军的后人，我们心中能无感慨？”刘伟民说，最终结合国内外，其中包括了大陆和台湾香港两岸三地的各方有心人士，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排除多种困难，合力筑成了这座纪念碑。

在纪念碑附近一个小小的“功德碑”上，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国共两党抗日名将的后人、将军、研究抗战史的专家学者和民间关注这一段历史的热心人士。

2013年1月13日正午时分，501高地上，面对矗立于前的纪念碑，二十余位抗日将士之后垂首默哀，献上一束束鲜黄的菊花。他们的先人包括：周恩来、陈毅、罗瑞卿、肖克、周士第、杜聿明、卫立煌、胡靖安、黄维、戴安澜、肖华、洪水、韩伟、曾繁悌、常干坤、谢晋元、刘放吾 ……

我父亲受过的磨难太多了，所以顾虑也多，那种心结很难一下子打开。

站在纪念碑下，李玉昆和刘伟民那被激发的情感波澜，有多少是忆起70年前战争的惨烈，其中又有几分是念及70多年来各种人生际遇，百般况味，恐怕就是他们自己也难以分得清。

陪同李玉昆重回70年前昔日战场的，是他的儿子李农基。但是他说，长久以来，父亲对于过去征战往事的细节跟儿女们是提也不提，讲也不讲的。“2009年的时候，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辗转找到他，希望他能提供一些相关史料，我父亲居然说：我没有这个事情。搞得人家拿出工作证一再解释：没关系，现在国家承认这些历史，可以说的，老人家你不要害怕。”

李玉昆是生于1919年的河南封丘县人，1937年3月“三抽一”抽壮丁，他被编入江苏税警团。三个月新兵训练刚结束就爆发了“七·七”卢沟桥事变，他所在的部队先到山东日照挖战壕，不久又开赴上海，参加了淞沪会战。1938年他在与日军的遭遇战中受伤，伤愈后被编入孙立人在长沙成立的缉私总队第三大队。1942年，部队前往缅甸，他在远征军38师113团团部警卫排当班长。

仁安羌一战，警卫排负责后方卫戍任务，没直接上前线作战，所以，在李玉昆的记忆里，最深刻的细节印象，除了仁安羌耸立的那些油田的井架，便是平墙河。战斗结束后他在平墙河边看到的撤退的英国士兵，许多人蹲在地上抽烟，情绪低落。当时天色渐暗，很多人便把手拢在嘴边，遮住烟头的火光。

此战之后，李玉昆跟随113团撤至印度，在兰姆加考入山炮营，在缅北反攻作战中充当炮兵测量员，一直打到密支那。1945年他随部队飞回广西时得知日军投降，所部开赴广州接受日军的投降。在广州，他脱离了军界，转读财会中专，后和一名广州女子结婚安家。

然而这样的个人历史，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足以让他享有“残渣余孽”的帽子，工作被调往江西省公路也不通的深山里，子女们的读书就业也都受到他的牵连。“我父亲受过的磨难太多了，所以顾虑也多，那种心结很难一下子打开。”

而另一个维度上，刘放吾团长应有的英雄光环，亦在很长的时间里被遗忘。

仁安羌一役后，部队撤至印度，中方仅有的一份关于此战解救了英军的战报也因历史原因遗留南京并被封存多年。而最早记载的仁安羌的书籍《缅甸荡寇志》写于1946年，作者并未亲历战斗，书中在时间、事件等细节上多处与事实有出入，关于仁安羌作战部分完全未提具体指挥作战的刘团长。而这本书长期被认作关于仁安羌的第一手资料反复引用。

另外，由于孙立人在台湾因发动所谓“兵谏”而被软禁，与孙将军相关的一些史料在台湾多被销毁或刻意被隐匿。刘放吾将军显然也受到了冷遇，连一枚因缅甸作战有功而应得的“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也迟迟到不了他的手中，留在身边的，只是一纸奖章执照，直至仁安羌大捷50周年之后才重新开模铸造补发，纸上的奖章才成为实物。

在战争年代，英方则除了当初斯利姆将军的手令和回忆录记载了刘放吾将军，大部分被救的英军只记得救他们的是一位中国的团长，却记不清相貌和名字。

这些模糊倒给骗子留出了空当。1949年时，有个叫林彦章的广东高要人，冒充英军的恩人“刘团长”，前去骗取驻港司令菲士廷的关照，后者当年曾担任英印军第36师师长。此后林就以该身份在港活动，直到1963年因为非法集资案被捕，假身份才被戳穿。而真的刘放吾将军自1954年离任陆军训练学校教职后，正在台湾屏东靠制售煤球养家。

正是因为“真假刘将军”事件轰动一时，媒体追踪采访到了113团1营营长杨振汉。杨振汉详细讲述了仁安羌战役的经过，台湾《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在1963年10月18日，以“光荣战史从头说，真假将军揭谜底”为题刊发报道，至此，当年刘团长解救仁安羌英军的来龙去脉才得以大白于世。

又过了多年以后，刘放吾才收获了迟来的荣誉。1992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访美时，特地拜访已移居美国的刘放吾，亲自致谢当年援救之功。同年，英国国防部长里佛金德、美国布什总统、加州州长威尔逊皆致函表达感谢和敬意。1994年，刘放吾将军以95岁高龄于洛杉矶辞世。2005年，中国国防大学将刘放吾将军列入“中国抗日战争60位著名人物”之一。同年9月刘伟民获邀参加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2007年，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也将仁安羌大捷列入《高中历史教师用书》。2011年12月23日，马英九为刘放吾颁布“褒扬令”。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杨琪馆长说，他们做口述史系列采访远征军老兵时，很多人最初也是不敢讲、不愿讲，“受过多年磨难之后，他们很难相信：观念已经变了。”

作家邓贤的《大国之魂》曾被改编为十集电视连续剧《中国远征军》，他本人也正是远征军的后代。1942年，他的父亲邓述义时年17岁，不顾父母的激烈反对，加入了10万中国学生组成的学生军。然而对于父亲这一段历史，邓贤也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才得知。之前，那是父亲需要不断解释的“历史问题”，又怎么会跟孩子们“摆龙门阵”？邓贤的最新作品《父亲的一九四二》，正是以他父亲在晚年敞开倾谈过往为基础的传记。

知名的研究滇缅抗战史学者戈叔亚，二十多年全情投入于远征军历史研究与保护，起因却是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差时进入腾冲党校（现在的国殇墓园）受到的强烈刺激。“看到了那么多阵亡官兵的墓碑，而我就是云南人，还在腾冲当过兵，在云南师范大学读历史系（1979-1983）时，我选的二战历史，还曾自己出钱到北京参加二战学会，却从来不知道这段历史。站在那里，我受到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

戈叔亚也认为，滇缅战区的研究在近年成为热点，原因之一就是这种“反弹的力量”，很多人都有和他类似的体验，经受了这种突然发现一个盲区带来的震撼。

在研究二次大战史的学者彭训厚看来，“仁安羌大捷”改变了以前盟军对中国军队的偏见，也鼓舞了国内民众在艰苦条件下抗战的信心。“远征军先后二次入缅作战，揭开了抗战反攻的序幕。我们现在讲抗日战争有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忽略了由数十万中国远征军参加的国际抗日战场，它的战略地位要放在整个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背景下考量。”

在仁安羌大捷纪念碑下，来自香港的黄埔后代胡葆琳女士的即席致辞说得感性：“今天，我们来到501高地，禁不住要向这些长眠于异国他乡的先烈们说一句：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但是，我们没有忘记你们。”

中国国民党蒋孝严副主席办公室主任詹清池先生的即席致词中，则谈及“我们虽然赶不上那个大时代，但我们有责任教育下一代年轻人：历史不能遗忘”。他在现场提出：“当时国共合作对日抗战，那么现在可以再一次共同纪念为中华民族存亡而牺牲的忠烈英灵。”

我们虽然赶不上那个大时代，但我们有责任教育下一代年轻人：历史不能遗忘。

在随后与本报记者交谈时，詹先生更是以坦率的言语，补充了他想法的诸多细节。例如，可否两岸（或国共）共同纪念抗日牺牲将士。“根据统计，八年对日抗战，中国军民伤亡超过3000万人，武装牺牲的军人超过280万人。现在大陆各地已有很多抗战纪念馆，也建立了很多抗战纪念碑，各地亦有不少档案资料，目前在台北的忠烈祠供奉抗战牺牲的忠魂名单有33万名。”他提出设想，“两岸可以整合档案，共同建立全国性的博物馆或者基地，共同纪念。”

再如，两岸共享抗战史料和研究成果。他说，当年基础性的原始史料多数转运到台湾；但是学者们所做的研究工作，近些年还是大陆做得多，甚至包括抗战的纪录片、电视剧也都传播广泛，而这些在台湾没有。他了解到大陆也做了大量的抢救抗战史的搜集，热心的志愿者建立了远征军网、关爱老兵网这一类网站，遗憾的是，这些都独漏台湾存档的这很大的一部分。“两岸应探讨如何共享抗战史料研究，让抗战历史尽速回归一致的客观事实。”

詹清池说，对抗日英雄应追溯其应有的历史定位，不要因后来的政治立场而受到扭曲。在这方面尚都存有偏颇，还有待于两岸进一步突破。

“两岸关系的融合，目前已经进入到文化交流合作、心连心的进程，抗战历史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共同的情感，甚至是共同的仇恨，是现阶段两岸难得的共同交集，应该要珍惜善用。”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