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岛日报》2013年2月16日报道  撰文：周煦钊

2013年1月13日，仁安羌大捷纪念碑在缅甸落成，20余位黄埔后人及抗日名将之后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回溯71年前，1942年4月，中国抗日远征军113团在缅甸仁安羌解救出被日军包围的7500余名英军及英美记者、传教士，指挥战斗的正是从广州长洲岛走出的黄埔军校六期生刘放吾。

「仁安羌大捷纪念碑塔建成亦碑亦塔。碑者，意在彰显中国军人抒忠赴难，浴血锋镝，攻歼奏捷，扬庥异域。塔者，意在告慰先烈在天之灵，让忠魂长眠安息⋯⋯」2013年1月13日正午，刘伟民站在仁安羌大捷纪念碑前诵念祭辞。这一刻，距离113团取得仁安羌之役的胜利已逾70年。

「1月13日」、「113团」，当这两个在数字上相似的日期与名称终于「相逢」于缅甸仁安羌时，刘伟民抑制不住激动了。「非常感谢大家不远千里来参加缅甸仁安羌大捷纪念碑揭幕典礼。」刘伟民站在平墙河边的501高地上向着台下从世界各地赶到的六七十位嘉宾说。

刘伟民现在的身份是美国智库——太平洋国际政策理事会常务理事，他的父亲正是中国抗日远征军113团团长刘放吾。刘放吾于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六期步兵科，1929年毕业。早年军旅生涯曾历经「一‧二八」淞沪抗战、「八‧一三」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数次对日重要战役。1942年，刘放吾随所部编入中国远征军序列入缅作战，时任陆军新编第38师113团上校团长。

1942年4月17日至19日，刘放吾率部在仁安羌成功撕开日军第33师团的包围圈，解救出7500余条生命，其中包括英缅第一师主力及英美传教士、记者。此役史称「仁安羌大捷」。

战斗就在仁安羌北面的平墙河大桥两边进行，持续了三昼两夜。英国上尉费茨派垂克当时站在一座山头上，恰好观察到113团的进攻。「中国军队的进攻势如破竹，其效率和壮观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2012年9月，这位93岁高龄的英国老兵亲赴美国面见刘放吾后人，并手书一份战争回忆录交给刘家人。

仁安羌一战，113团202人壮烈牺牲，而在仁安羌建纪念碑，就成了刘放吾多年的心愿。「他在世的时候常说，当年带出去的子弟兵，许多却永远无法把他们带回来。」刘伟民说：「先父每提及此，都会感慨而唏嘘。」

刘伟民在其《刘放吾将军与缅甸仁安羌大捷》一书中记述：「战斗结束后，营长杨振汉曾一个人在硝烟尚未散尽的滨河（注：即平墙河）边热泪长流，眼看着这些朝夕相处的弟兄战死在异国他乡，情难自禁。」

中国远征军史研究者、《大国之魂》作者邓贤表示， 仁安羌大捷纪念碑是第一座纪念远征军战绩的碑，它的落成是一件扬眉吐气的事情。「它不仅仅是纪念牺牲者，而是纪念一场战役的胜利。」中国远征军先后两次入缅，虽然最终对日军作战取得胜利，但在第一次入缅的战斗中，仁安羌大捷是唯一的一场胜仗。

典礼现场，有很多从仰光、曼德勒赶到的华人华侨。一位从曼德勒赶来的华侨告诉记者，当地的华人对纪念碑的建设感到很兴奋。「觉得家里常有人来看看，有一种力量感，觉得背后有靠山。」

在粤黄埔老兵关注海外纪念碑

对于仁安羌大捷纪念碑的落成，广州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馆长欧阳旦霓女士认为，纪念碑虽然在70年后才「迟来」，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刘伟民先生开了个好头。」应主办方的邀请，欧阳女士赴缅甸见证了纪念碑的落成典礼，她认为，那么多英魂留在了缅甸，仅仅一座仁安羌大捷纪念碑远远不够。

黄埔军校旧址就坐落在广州长洲岛上。据了解，远征军至少有112位团级以上的军官出身黄埔军校，而刘放吾本身也是从长洲岛走出的黄埔六期生。2012年9月，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曾专门举办了「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展览，展出的近百件文物中就有刘伟民提供的一批刘放吾遗物复制件。

从缅甸返回广州后，欧阳旦霓参加了一场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团拜会，她发觉很多与会的黄埔老兵在讨论纪念碑落成一事。「纪念碑的事情影响很大，大家都很关心。」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抗日远征军的事迹近些年才逐渐为越来越多的民众知晓。欧阳旦霓认为，仅仅一座仁安羌大捷纪念碑远远不够。希望国家能够加大支持力度，使更多的纪念碑得以建立，这样才对得起那些为国家民族献身的英烈。

纪念碑最终的形制是一座佛塔。「样式属于『金刚宝座塔』。」纪念碑设计师王凯说。

塔身分七层，借意佛语「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基座连同顶端的佛伞在内，整个建筑总高达45英尺。不过，与缅甸当地佛塔略有不同的是，仁碑并没有设计镂空的空间以供奉佛像，而是在佛塔的形式上，结合了中国式石碑的功能——塔身所坐为1人多高的四方基座，基座四面镶嵌白色大理石，以镌刻碑名、祭文、战史、参战将士名录。

「这是中国人在海外为远征军建的第一座碑。」中国远征军网主编舒宏舰说，建成佛塔的形式并非最初的设想，一开始，他们的设想是建造中国式的石碑，却与之前很多尝试者一样，申请没能获得缅甸政府的批准。第一次申请在2011年11月递交， 等待了半年的时间， 没有得到回复。「如石沉大海。」舒宏舰说。

2012年3月，在仁安羌修建中国抗日远征军纪念碑的申请被再次递交，当年8月份获得缅甸政府的批准。

华人华侨助建纪念碑

据悉，仁碑的修建，华人华侨的穿针引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一次申请修建期间，参与项目的人们通过缅甸华人华侨引见各方面的人士，其中包括当地宗教界。最终，这个为中国远征军修建纪念碑的计划得到了缅甸佛教界一位「赛亚多」的支持。

「赛亚多」即长老之意。给予中国志愿者们支持的长老名叫乌德斯迪亚，在缅甸颇有威望。「长老认为远征军是为了救人而死，这本身就是一件功德。」罗亮说。

2013年1月13日，继仁安羌大捷纪念碑落成典礼在缅甸举行后，「中国远征军仁安羌之战202位阵亡将士灵位」也在1月15日抵达中国重庆。这是中国远征军灵位首次回到中国。

灵位牌正面刻有「中国远征军仁安羌之战202位阵亡将士灵位」字样，基座有缅文「中国军魂永垂不朽」字样。

据中国远征军网志愿者介绍，由于当年阵亡将士早已尸骨无存，志愿者们于是找当地木雕厂制作灵位牌。40岁的木雕厂老板黄联邦是华侨，当即表示免费制作，亲自挑选上等花梨木精心制作了重达40公斤的灵位。

在仁安羌工作的第三代华侨黄小姐自动担起了护灵工作，她和志愿者一起开车10余小时，跋涉700多公里，将灵位送到了仰光。在仰光机场通关时，一位华人主管听说是远征军灵位，立即简化手续为其开辟绿色通道。灵位一路得到多方人士关照，经过昆明、重庆，于15日到达目的地。

蒋孝严题写碑名

2013年1月13日正午时分的501高地上，面对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先生亲笔提写碑名的「七级浮屠」，20余位黄埔后代以及抗日名将之后垂首默哀。

蒋孝严办公室主任詹清池先生表示，几个月前，活动举办单位邀请蒋先生出席活动，同时邀请题字。蒋先生对有关抗战的议题都非常关注，欣然答应。

在典礼致辞中，詹清池表示，113团将士用鲜血和生命为日后抗战胜利埋下一颗很关键的种子。「当时不论在国际宣传上、士气的激励上，乃至青年从军的热潮，都发挥很大的影响。」

他还提出了几点建议，包括两岸共同纪念抗日牺牲将士、两岸共享抗战史料研究、两岸共同建立爱国教育基地。

詹清池认为，两岸关系的融合，目前已经进入到文化交流合作、心连心的进程，抗战历史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共同的情感，甚至是共同的仇恨，是现阶段两岸难得的共同交集，应该珍惜善用。

英国老兵回忆仁安羌大捷

「1942年4月19日，我亲眼目睹了在缅甸仁安羌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中国军队⋯⋯」英国退役上尉杰拉德‧费茨派垂克在其回忆文章中写道。

由于种种原因，仁安羌大捷的细节在中国乃至英国被埋没多年，以至上世纪60年代还有人在香港冒认功绩以骗取英国驻香港三军总司令菲士廷的信任。

刘伟民说，费茨派垂克上尉的见证档是非常珍贵的，而他们两家能够再次联系上并相见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仁安羌战役被解救的英国军人中，费茨派垂克是目前唯一还活着的老兵。2012年9月16日，93岁高龄的上尉特地和妻子二人从英国飞到美国华盛顿，向刘放吾的后人当面致谢。

「他一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不能再多等一分钟』。」刘伟民回忆，在那之前，他的姐姐曾经给上尉写过一封信，其妻念信未完，上尉就决定要不计代价亲赴美国。见面后，上尉就给刘家人留下了两页亲笔所写的档案——《英国退役上尉杰拉德‧费茨派垂克对1942年缅甸仁安羌战役的见证》。

费茨派垂克所见证的正是4月19日的战斗场景。据刘伟民提供的数据记载，当日天未亮，113团3个营分左、中、右三路趁黑越河，扑向了日军，至破晓时分，已突入南岸日军阵地形成拉锯。从19日上午8时至午后1时，双方顶着高温酷热对501高地展开数次争夺。日军每次丢失阵地，即派出大队飞机和火炮向113团猛烈轰炸和炮击，双方在501高地及周边几个小山头反复冲杀，乃至肉搏。血战至午后，113团才彻底拿下501高地。

费茨派垂克当时和战友在战场救护站内救助伤员。他回忆：「中国军队开始出现伤亡，维克多‧斯蒂文斯和我在石头建筑内搭建了一个救护站，尽我等所能处理和包扎战士的伤口，很多人的胳膊、腿、身体上都是枪眼。

我不会说中文，中国人也不会说英语。维克多‧斯蒂文斯将床单撕开，为受伤的中国士兵包扎。尽管当时我只有22岁，但中国士兵的面庞看起来就像上等瓷器一样精致， 我感觉他们比我还要更加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