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17年第3期 / 作者：于江欣

1992年4月11日，在美国芝加哥卡尔登酒店，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拜访了坐在轮椅上的中国抗日老将、前中国远征军第66军新编第38师第113团团长刘放吾。

撒切尔夫人激动地握住刘放吾将军的双手，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感谢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率部在缅甸仁安羌解救英军的义举。

同年4月20日，仁安羌大捷50周年当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约翰逊致函刘放吾：“我很高兴与你一同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缅甸仁安羌大捷。……只有热心忠诚的人，才能领军在战斗中取胜，或奋不顾身参加战斗，你已经证明自己出类拔萃的才能。”

6月10日，英国国防大臣里夫舍德致函刘放吾：“今年是仁安羌战役50周年，我愿在此向你及你团官兵对英军的支援，表达最诚挚的谢忱。”

7月27日，美国总统布什也致信说：“在此纪念仁安羌大捷50周年之际，我愿再次代表国家，感谢您解救500名美国记者、传教士及数千名英军的英勇行为。”

正是举世瞩目的仁安羌大捷，让这位貌不惊人、和蔼可亲的老人，在半个世纪之后，依然是英美官方人士甚至首脑人物惦念不已的英雄。

刘放吾，对公众来说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说熟悉，是因为他亲临战场指挥并参加了70多年前的那场享誉中外的战役—仁安羌大捷，说陌生，是因为那场战役之后，充斥国内外媒体的只有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的大名，而时任新38师第113团上校团长，指挥具体作战的刘放吾，不但当时鲜有提及，功名埋没，而且战后还被一个骗子冒名顶替多年。那么，仁安羌大捷是怎样一个战役？刘放吾将军在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历史又是如何还原真相的呢？

英国军队身陷重围，万分紧急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缅甸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在亚洲—太平洋战场西南翼的重要屏障。攻占缅甸也就成为日军大本营南进第一阶段在东南亚的重要战役之一。日军企图通过侵缅战役一箭双雕：在东面，切断中国唯一的国际交通大动脉—滇缅公路，进逼中国西南大后方；在西面，胁迫印度脱离英国，进而与德军在中东会师。

英国要保卫它在远东的殖民地，中国要保卫抗战的生命线滇缅公路。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共同的利益，把中英两国连到了一起。1941年12月23日，中英建立军事同盟。之后，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正式组建，中国远征军于1942年2月入缅配合英军作战。

然而，英军的傲慢和在缅甸作战问题上的消极与误判，使己吃尽了苦头、付出了代价，同时也连累了中国军队，致使中国远征军从入缅第一天开始，便陷于被动。

1942年3月仰光失守是个转折点。自此，驻缅英军已无心恋战，他们在缅甸唯一的任务就是一路撤退，把西线防务全部交给中国远征军，让中国军队作他们的挡箭牌，同时不断要求中国军队掩护其撤退。

显然，英军已决意放弃缅甸，退守印度了。

但是，让人怎么也想不明白的是，就是这一路撤退，英军居然撤出被日军包围的结果。

仰光失守后，在缅甸的英军各部陆续北撤，来到距仰光约240公里的普罗美一带。随后英方将英缅第1师、英印第17师和英军第7装甲旅合编为缅甸第1军，担负缅甸战场西线伊洛瓦底江方面的作战。军长是英国斯利姆中将。该军拥有战车150辆，战机52架，总兵力约6万人。

这支实力了得的军队，战斗意志却十分消沉。

用他们的军长斯利姆的话来说，要想让英军守住一个阵地，“就像引诱一只胆小的麻雀到你窗槛前栖息那样的困难”。

驻缅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也承认，他的部下“对日本人谈虎色变”。

很快，英军于4月1日弃守普罗美，再次上演一触即溃的“撤退剧”。他们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一路溃逃，半个月内，便将西线要地阿蓝庙、马格威等地接连丢失。

但是，英军万万没想到，尾随追击的日军第33师团，行动竟然比英军的撤退还快。没等英军从马格威撤抵仁安羌，第33师团由作间大佐指挥的1个步兵联队就已经绕到英军后方，推进至仁安羌。

仁安羌，在缅语中意为“油河”，是当时缅甸和整个中南半岛上最大的油田，也是缅甸战场中英联军油料的主要来源。对于战线越拉越长，资源日益短缺的日军来说，石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攻占仁安羌，拿下大油田，是日军第33师团的主要任务。

日军作间大佐的联队抢在英军之前，在仁安羌东、北、南三面设伏，将陆续从马格威败退下来的英缅第1师和英军第7装甲旅包围在仁安羌东北、宾河以南地区，切断了英军的退路，并在北岸建立封锁线阻截英军援兵。在抢占油田的同时包围了英军主力，也算是日军的意外收获。

令人瞠目的是，拥有坦克大炮汽车的7000多人的英军，不过是被一支2000人的日军联队包围，但他们不是拼死突围，消灭日军，而是惊恐万状，频频向中国远征军求救。

解救的任务落到了中国远征军第66军新编第38师第113团的身上。

青年军官刘放吾

中国军队飞奔相救，义不容辞

新38师师长孙立人，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和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军官学校，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将领。新编第38师的前身是隶属财政部的税警总团。淞沪会战时，孙立人担任总团下属第4团上校团长，他身先士卒，负伤达11次之多。

虽说税警部队算不上是正规军，但是，财政部长宋子文利用手中财政大权，为自己这支部队配备了清一色的美式武器。孙立人也利用自己在美国军校学到的知识结构，将这支部队训练成战斗力超强的精锐部队。就连军统戴笠也对这支能征善战的部队垂涎三尺，曾想占为己有。

尽管如此，亚历山大和斯利姆仍在怀疑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放心不下中国的这些“草鞋兵”。他们不断要求新38师多派解救兵力，尽速赶到仁安羌。斯利姆甚至亲自赶往前线协调中英两军的行动。

珍贵的一页——斯利姆将军面交刘放吾团长的亲笔手令

直到亲自会晤了前来执行解救任务的第113团团长刘放吾，并同赶赴前线的孙立人一起，视察了第113团的战斗部署，斯利姆这才放下心来。

身材瘦削的刘放吾，给斯利姆留下很好的印象。斯利姆在他的回忆录《反败为胜》里记述了第一次与刘放吾见面的情景。“方正的脸上透出刚毅”，“在叙述战况时，团长给我的印象是反应敏捷……他一旦付诸行动，简直无懈可击。事实上，在往后几天，我相当激赏他的表现”。

刘放吾团长似乎也看出了斯利姆的担心，他邀斯利姆“去营部看看”。在距离前线已经相当近的营部，斯利姆听取汇报，查看了部署后，很是满意。正当他准备返回后方，刘放吾又请他“再往连部走走”。斯利姆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在战斗即将开始之际，往连指挥所跑，这不是送死吗？但碍于面子，斯利姆勉强答应了。

待一行人涉水来到连部，进攻的枪炮声已经响成一片。斯利姆将军回忆道，刘放吾“上校转身看我，我真担心他会说要到排部去。所幸他未再提议，只是望着我露齿而笑”。

对于刘放吾沉着镇定的表现，斯利姆的评语是：“只有优秀及干练的军人，才能在枪林弹雨中面无惧色。”

刘放吾团长当年的马上英姿

新编第38师第113团计1000余人，奉命于4月17日晚赶到仁安羌实施解围。该团连夜完成攻击准备，第二天拂晓就对当面日军展开攻击，至中午，已将宾河北岸用于阻截英军增援部队的日军肃清。待113团转而进攻南岸时，遭到日军猛烈打击。

此时，日军兵力已增至两个联队4000多人，分别控制着501高地、仁安羌以北地区，和仁安羌以及沿河地区，另有日军炮兵集中于501高地西麓通往大桥的公路两侧。这些都是解救英军的极大障碍。

由于宾河南岸地势高，且日军兵力4倍于己，不利于113团进攻。为了避免无谓的伤亡，孙立人遂命令暂停攻势，观察地形，摸清敌情，准备重新部署后于第二天继续进攻。

是日，被围英军也曾配合第113团攻势发动突围，但被日军击退而毫无进展，死伤加重。英军听到枪炮声停止，几乎崩溃。英缅第1师师长斯科特向军长斯利姆连续打来告急电话称：本师粮尽水绝已两日，官兵一刻也忍不了了，势将瓦解。他哀求斯利姆催促113团加速进攻，及早解围。

孙立人面对英军将领的惊慌失措和不断催促，十分冷静，他让英军务必再坚持一日，“中国军队一定在明天将贵军解救出来”。

斯科特质疑道：“有多大把握？”

孙立人斩钉截铁地以死来担保：“中国军队，连我在内，纵使战到最后一个人，也一定要把贵军解救出险！”

仁安羌大捷，名震中外

第二天拂晓，113团再次向日军发动猛攻。在炮火的掩护下，担任主攻的第1营在团长刘放吾的亲自率领下，迅速涉水过河，登上南岸，从正面突破日军501阵地。第2营居右翼，第3营为左翼，掩护第1营主攻。

战斗较之前一日更为激烈。尤其是在上午8时30分到午后1时许，日军以大批飞机及火炮反复轰炸和炮击113团阵地，其步兵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向113团发起全线反扑。第1营与日军展开肉搏战，阵地三易其手。

第3营营长张琦率部增援左翼阵地，几次冲锋都被日军密集火力阻止。营长张琦奋不顾身，冲在最前面，最后身负重伤倒地，还在拼死呼喊“弟兄们，杀啊！”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第3营官兵在营长的鼓舞下，一鼓作气一直冲上油田。遍地的油管、油罐、油桶在枪炮声中燃起熊熊大火，火势随着油流四处蔓延。敌我双方在烈火硝烟中混战。

最终，第1营控制了501高地，掌握了战场主动权，也将日军包围英军的态势打破。

至下午5时，第113团终于击溃日军，攻克了整个仁安羌油田区域。趁日军溃逃之际，第113团首先将被俘的英军、美国传教士和新闻记者500余人救出，接着掩护英缅第1师和英军第7装甲旅等7000余人部队和战车30多辆以及1000多匹军马，渡过宾河，向北撤退。

精疲力竭的英军官兵见到第113团官兵时，个个热泪盈眶，竖起大拇指高呼“中国万岁！”他们与中国官兵拥抱致意，甚至有人当场下跪，感谢中国军人的救命之恩。后来新38师转至印度伊姆法尔，又和英缅第1师相遇。彼此语言不通，相互以目光表达感情，有的英军官兵竟然眼含热泪，依依不舍。

仁安羌大捷是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以来，第一次主动进攻日军取得的重大胜利，给危急中的缅甸战局带来一线生机。第113团以少胜多，以劣胜优，以伤亡500余人的代价（牺牲204人），击毙包括日军联队队长在内的1200余人，不但解救了英缅第1师和装甲第7旅，也挽救了东面的英印第17师免遭仁安羌日军的围歼。

仁安羌胜利的捷报轰动了中美英三大盟国，一扫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英美军队接连失利造成的沉闷气氛。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致函孙立人，“谨代表我英缅军第1军及其他英帝国军队，对阁下热诚相助及贵军英勇部队援救比肩作战之盟军美德，深表谢意”。英国官方将英军在仁安羌脱险称为“亚洲的敦刻尔克奇迹”，将4月20日定为“光复仁安羌解救英军日”。

为表彰孙立人及其所部新38师第113团在仁安羌援救英军的重大战功，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后来授予他“大英帝国司令”勋章，他还获得了中国的四等云麾勋章和美国的丰功勋章。

至于亲自参战的第113团团长刘放吾，只获得一纸没有实物的奖章执照，由蒋介石签发，上书写：

陆军新编第三十八师一一三团上校团长刘放吾，因缅甸战役著有功绩，今依陆海空军奖励条例第三条第一款，呈准国民政府，给予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一座，核发执照，以资证明。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一月

刘团掩护撤退，身临险境

日军在仁安羌遭到痛击，伤亡惨重，锐气大挫。

新38师师长孙立人决定集中全师兵力乘胜反攻，歼灭日军第33师团，稳定西线，确保中路中国远征军主力右翼安全。英缅第1军军长斯利姆也建议赶快组织对曼德勒的防御。

但是，驻印英军总司令韦维尔主意已定，继续向西北印度方向撤退，同时，不惜以谎报敌情的手段，对中国远征军隐瞒其撤退意图，驱使中国军队为其殿后，掩护英军撤退。

就这样，侵缅日军如潮水般反扑过来，缅甸八莫、腊戌、密支那等重镇相继失守，中国远征军回国的退路也被日军切断，不得不走上全面溃退之路。

在撤退过程中，中国远征军翻山越岭渡河，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遭到极其惨重的损失。只有第66军新编第38师，是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各部撤退时唯一的一支全师而退、损失最小的部队。全师到达印度时，还有官兵7000多人，所属3个团，基本保持完整建制。

其中，仁安羌大捷的功臣—新38师第113团，则有着一段既悲壮又离奇的撤退经历。

仁安羌一役后，刘放吾率领113团奉命掩护英军、第5军杜聿明部队和新38师撤退，转战卡萨击退日军，突出重围，开始追赶新38师主力。

前后20多天，第113团一直苦战，丝毫未得休整，弹尽粮绝，不能恋战。面对渡江点被日军封锁的情况，113团在刘放吾团长的带领下，另从野人山中开辟小路，翻山越岭，攀藤附葛，艰难地向印度转进。

经历了近一个月的千辛万苦，113团终于在5月30日抵达南先庆，准备泅渡清得温江。望着对面一江之隔的印度，不时游弋江面的日军炮艇，想到随时有可能追击而来的日军，刘放吾百感交集，成败在此一举！

刘放吾当即令话务员发出两份电报，一份发到军令部给何应钦，一份发给师部孙立人。电报只有一句话：“刘团今夜渡江，不成功，便成仁！”

渡江之后，电台浸水，无法和外界联系，传言四起，说刘团全军覆没。远在贵州的刘放吾的妻子闻讯后当场昏厥。

好在113团再次成功逃过一劫，趁着夜色，避开日军炮艇的夜巡，泅水横渡清得温江，进入印度，6月8日到达英法尔，归还建制。

第113团成为“最后离开战场”的“最光荣的一个团”。

113团在印度归还建制途中，师长孙立人闻讯，亲自前往迎接。胸前挂满勋章的孙立人见到的是疾病缠身被担架抬着的刘放吾，他劈头第一句话竟然是埋怨他的团长：“懵了头，为什么跑不出来？”

没有嘉勉，没有安慰，见到自己人的喜悦，顿时化作钻心的刺痛。刘放吾含泪回答道：“我们是在作战，不是行军啊！”

没有亲临其境的人，很难想象第113团孤军战斗所面临的险境。刘放吾写在日记里的一句唐诗，真实地再现了渡江前第113团悲壮、凄凉的心境：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显然，刘放吾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全团将士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清得温江，将是他们最后的归宿！

历史不容抹杀，真相大白

1943年5月，仁安羌战役一年后，刘放吾进入陆军大学深造，三年后毕业，回到以新38师为班底的新1军，并晋升少将。但此后仕途坎坷，没有得到一个抗日英雄应有的公正待遇，甚至一度被莫名降为上校，直到1952年才“升”回少将军衔。

退役后，刘放吾定居台湾，薪水微薄，生活拮据，妻子长年患病。为养家糊口，刘放吾不得不在旧部的帮助下以卖煤球为生，号称“将军煤球”，闻之让人心酸不已……直至耄耋之年被儿子接到美国定居，才算是结束生活的艰辛和苦难。

刘放吾性情敦厚，少言寡语，不善言辞，甚至对他的家人也绝口不提当年勇。历史记载中也很少提及他；人们对于史书中记载的一个团打下仁安羌，却只字未提团长姓甚名谁无不感到莫名其妙。这导致刘放吾的英雄业绩长期以来被一个骗子在香港冒名顶替。

即便是奖章执照上核准的甲种一等奖章，刘放吾也迟迟没拿到实物。

伴随他大半个世纪的，只有仁安羌之战时，英缅第1军军长斯利姆写给他的亲笔手令和在该战中缴获的一面签满日军将士名字的日军军旗。

直到1963年某日，刘放吾观看讲述诺曼底登陆的电影《最长的一日》后，回到家中把自己关在屋里，闷闷不乐，眼中泪光闪闪。在儿子的再三追问下，他才陆续详述仁安羌战役的种种细节和压抑多年的心结……

同年，“冒牌将军”终被识破，在香港被捕。抗日老将刘放吾在仁安羌大捷中的功绩也终于由媒体公之于众。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于1992年4月会晤刘放吾将军并合影

半个世纪后，撒切尔夫人握着刘放吾的手说：“我听说过你的英勇故事，感谢你当年救了7000多英国人的性命。算算看，7000英军、500多美国传教士及记者等，他们现在该有第三代第四代了。我今天代表英国政府与人民对你表示深深的感谢与敬佩，希望将来有时间听你讲述你是如何打赢这场战役的。”

已经93岁高龄的刘放吾回应道：“我是军人，打仗是我的职责。英军是并肩作战的友军，友军遭危难，援救友军是分内之事，不能列为战果。”

这是一位作战勇敢，却行事低调、为人谦和的老人，面对媒体的采访，他只说仁安羌一役“打得过瘾”；他提到的最多的是一营营长杨振汉、三营营长张琦，唯独不提自己：“杨振汉是一员猛将，他应该获得勋章。”提到阵亡的张琦，刘放吾满是伤感和遗憾。

面对记者对他“骁勇善战”“赫赫战功”的赞扬，刘放吾淡然道：不过尽了军人本分，不能列为战果。

实际上，刘放吾身为团长，不但指挥部署了具体作战行动，而且身先士卒，亲自率领担负主攻任务的第1营冲锋陷阵。

1992年，台湾当局有关部门专为刘放吾开模（模具）打造了那枚只有执照没有实物的奖章—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这枚迟到了50年的奖章最终了却了刘放吾深埋心底的一个心结。

两年后，刘放吾将军病逝，享年95岁。